关于湖州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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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宝平、湖州市书法家协会学术顾问，湖州市诗词与楹联学会副会长，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说到历史悠久的湖州酒，我们会想到太湖边邱城遗址中层发现的四五千年前的酒具盉（he），同时也会想到湖州城东乌山的乌亭遗址与城南岘山的樽，因为它们实证了五千年以来，湖州一直是酒文化的“渊薮”。到宋代，湖州人朱肱又写下了《北山酒经》，至此湖州与酒，便名声远播、直至今天了。
我国酿酒的历史很悠久，浙江也不例外。在我省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陶器，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两种；而陶形似酒壶，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吹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结。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精细，今天看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而在《国语》的《越语》中有如下记载：“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这个记载，主要是表明当时越国为了奖励人口优生优育而出台的一项政策，从侧面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的越国人是会酿酒的。而湖州“酒文化”第一次辉煌就与生活在湖州的越国部族有关。

按学者李锦芳的研究，“乌程”应当是个古越族的部族名称，后来才成为了地名。考古已发现安吉有越国贵族墓，实证了湖州地区也的确是先秦时古越族生活之地。而晋代吴兴太守张玄之的《吴兴山墟名》对乌山有记载云：“昔有乌巾者，其家善酿美酒，居于此山。”宋代《方舆胜览》引《吴兴新录》就“乌程美酒”云：“秦时，程林、乌巾二家以酿美酒，因得其名。”又据《浙江通志》引《西吴里语》载：“秦有乌氏、程氏各善造酒，合其姓为乌程县。”所以，“乌巾”、“程林”二氏当为生活在湖州地区的越族部落，且两家很善于酿酒。所以，从文献角度看，秦灭楚后，改楚时的“菰城县”为“乌程县”，县名“乌程”就因湖州产的美酒而来，以酒来命名一个县，这在全国可以说是不多见的。
西汉时期，文人邹阳专门有一篇《酒赋》。在这篇《酒赋》中有云：“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箬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其中提到了湖州的美酒，即“箬下酒”。“箬下”在今天的湖州长兴县，南朝时的顾野王的《舆地志》曾就此酒记载道：“夹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村名。村人取箬下水酿酒，醇美胜于云阳，俗称箬下酒。”
无论是“乌程酒”还是“箬下酒”，都进入了后世文人的“吟咏”视野。如唐代羊士谔的《忆江南旧游二首》其二中云：“金几醉乌程酒，鹤舫闲吟把蟹螯。”李贺《拂舞歌辞》则有“尊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刘禹锡有“骆驼桥上苹风急，鹦鹉杯中箬下春”，罗隐有“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泪泫然”，宋秦观有“薄茶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刘敞有“碧箬下酒，红鳞苕溪鱼”，南宋周密有“直须痛饮乌程酒，与君醉倒华春”，明末清初的吴伟业有“扁舟百斛乌程酒，散发江湖任醉眠”，清代朱彝尊有“醉杀乌程酒，天寒不放船”。湖州明代的水利专家、千古治黄功臣潘季驯曾去拜访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并带给了他“乌程酒”，因此，王世贞在《大中丞潘公自吴兴扁舟见访，醉我小祗园，各抒遁况，得十韵以谢》中留下了“饷我乌程酒，兼之千里莼”的诗句。
而与湖州酒结下不解之缘的三位更有名的大文豪则是颜真卿、白居易与苏轼。

颜真卿在湖州当刺史，聚合许多文人于湖州城南岘山的“樽亭”，举行了有名的“樽联句”。据史载，唐太宗的曾孙李适之曾任湖州别驾，偕僚登岘山，发现一凹形石樽，可贮酒，乃常与客登临畅饮。之后，颜真卿又来湖州任刺史，见岘山上之“奇樽”，便邀茶圣陆羽、诗僧皎然等29人携酒登山，围樽畅饮联句赋诗，共29联58句。今天岘山上的樽亭遗迹依然在，看着这穿越了千年的场景，仿佛还能让人感觉得到当年雅集的场面与气氛，还能嗅觉得到当年湖州美酒的醉人清香啊！
白居易则十分爱饮湖州的“箬下酒”。他在《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酒相次寄到，无因同饮，聊咏所怀》中说：“劳将箬下忘忧物，寄与江城爱酒翁。铛脚三州何处会，瓮头一盏几时同。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莫怪殷勤醉相忆，曾陪西省与南宫。”又在《湖上招客送春泛舟》 中说：“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瓶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教成。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在第一首诗中，白居易十分感谢“钱湖州”寄与他的“忘忧物”--箬下酒；在第二首诗中，他还特地在“两瓶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教成”后加了个“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按霓裳羽衣曲初毕”的注。这里的“崔湖州”就是当时的湖州刺史崔玄亮。又有一次，白居易又写了一首诗，题为《早饮湖州酒寄崔使君》。白居易在这首诗中写道：“一扶头酒，泓澄泻玉壶。十分蘸甲酌，潋艳满银盂。捧出光华动，尝看气味殊。手中稀琥珀，舌上冷醍醐。瓶里有时尽，江边无处沽。不知崔太守，更有寄来无。”

苏轼在湖州当过知州，也必定饮过湖州的酒。但他与湖州酒最有名的故事，则恐怕还是两次“六客会”第一次“六客会”的时间是很明确的，即在熙宁七年的九月，熙宁七年就是公元1074年，当时参加“六客会”的六个人是湖州知州李常和苏轼、陈舜俞、张先、刘述、杨绘。这次“六客会”，湖州人、词人张先留下了《定风波》一首，即：“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溪上玉楼同宴喜。欢醉。对堤杯叶惜秋英。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词中“欢醉”二字，就是众人在湖州饮酒欢聚的明证。第二次“六客会”，据专家研究当在1091年。苏轼参加“后六客会”而写有词《定风波》，其中云“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之语。但苏轼在第二次“六客会时却发出了感叹：“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此皆因两次“六客会”，唯独苏轼是两次参加者。
而宋代正是湖州酿酒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当时，酿酒业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品种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曲洧旧闻》中就载湖州有名酒“碧澜堂”和“溪”，周密的《武林旧事》也提及当时湖州有“六客堂”这样的名酒。杨万里的诗中则出现了当时湖州的好酒“百花春”，其在《谢湖州太守王成之给事送百花春糟蟹》一诗中就有“天风吹入水精宫，一夜阳和遍花柳。爱杀苕溪波底云，揉云酿出蒲萄春”的佳句，诗中“水精宫”就是湖州的代称，苕溪则是湖州的母亲河。据史料记载，到了明代，在江南地区驰名的则是湖州的沈氏“三白酒”。

当然， 我们还应该记得一位值得湖州人骄傲的前贤，那就是撰写《北山酒经》的朱肱。朱肱，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元三年(1088年)进士。其中第后曾任雄州（今属河北）防御推官、邓州（今属河南）录事参军、奉议郎直秘阁等职。据史料载，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日蚀，他上疏谏言灾异，指摘当政时弊，忤旨罢官，退居杭州大隐坊，酿酒著书，自号大隐翁。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著《南阳活人书》。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负责朝廷医药政令。次年，因直言时事，“坐书苏轼诗”获罪，触犯党禁，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同贬者陈弁、余应求、李升、韩均，时称“五君子”。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以朝奉郎提点洞霄宫，召还京师。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卒。他在闲居期间，曾深入研究了酿酒技艺,。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医药学知识, 使他不仅能酿出美酒,还酿制出了多种药酒、健身酒, 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正是在总结自己和前人酿酒经验的基础上, 朱肱写成了《北山酒经》一书。  
通过读这部《北山酒经》，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本我国历史上酿酒理论最丰富，酿酒实践最深入，酿酒技艺也最为高度概括的著作，是我国酒文化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技术专著、也是一部文化专著。此书以江浙一带酿酒工艺为基础，广泛收集了南北各地的制曲、酿酒工艺，总结了制曲、酿酒的经验；对酒的历史和酿酒的理论等内容进行了论述。书中所述的制曲工艺在原料的选择和处理、中草药的添加、酒曲的形态和菌种的接引、制曲时间和用水管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性与科学性。特别是书中提到的微生物扩培的方法,和现代微生物技术如出一辙。
朱肱的《北山酒经》还发出了“酒之境界，岂者所能与知哉！”的反问，表达了饮酒的正确态度当是让人在适量饮酒中超越斤斤计较，以一种坦然闲适的心胸，去面对人生的福祸顺逆的观点。而之所以《北山酒经》由湖州人撰写，我想正是源于湖州纯熟的酿酒工艺和悠久的酒文化人文环境所促成的。因此，《北山酒经》的诞生为湖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酒文化历史上赢得了极高声誉，其与《茶经》堪称湖州饮食文化的双璧，也让朱肱有了与“茶圣”陆羽同样的地位，可谓之“酒圣”。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湖州人朱肱撰写的《北山酒经》，正在中国酿酒业与世界酿酒业中越来越展示出它的魅力与光彩。